北京现存已知唯一的侵华日军摩崖刻石获得法定文物身份；被发现的日军兵营和碉堡让京张铁路的历史留存更加多元；新近被发现的一处“地道战”遗迹原址建馆保护……近十年来，在文物部门与文保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地区新增多处抗战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遗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丰台区程庄路碉堡
在历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之上，北京的抗战时期“文物拼图”逐渐变得更加清晰与完整。
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实地走访，探寻这些新增文物背后的故事。抚今追昔，让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抗战历史变得触手可及。
三处日军建筑被认定为文物
在丰台区程庄路东侧，由于行道树和地锦草的遮蔽，很少有人注意到程庄路16号院的外墙间，矗立着一座圆柱形碉堡。这座建筑由砖块垒砌，上下二层分布有射击孔，但随着时代变迁，碉堡第一层的射击孔已被封堵，但还能看到往昔的结构。钉挂在外墙的文保牌显示，丰台区文委在2016年将这座建筑认定为普查登记文物，定名为“程庄路碉堡”，但文保牌上并无更多的介绍，为这处抗战遗存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展开剩余86%程庄路碉堡是何人所建？据《北京抗战遗存》一书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丰台镇铁路北侧至大井村修建仓库，系军用物资储备及调运场所，被当地民众称之为“西仓库”，而程庄路碉堡正是西仓库遗迹的一部分。经文物部门调查，程庄路碉堡下层为日军修造，上层为中国军队后期添建。
“文物部门将程庄路碉堡认定为文物，明确了西仓库的历史地标。”据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陈新辉介绍，程庄路碉堡并非孤本，在河北省邢台市、河南省焦作市、内蒙古包头市都保留有相同形制的砖碉，均为侵华日军修造，可见系日军标准化施工建造的军事设施。
相比程庄路碉堡，位于延庆区的“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地堡”的文物介绍更加详实可考。这处地堡位于八达岭隧道北洞口外山坡上、詹天佑纪念馆院内，由毛石垒砌，俯视呈八边形，高出地面约1.5米，内部净空高度约1.9米，7个射击孔高低错落分布，与附近的主堡形成交叉火力配置。
詹天佑纪念馆设置的说明牌显示，1939年至1945年间，日军为控制宣化、大同等地的矿产资源，在京张铁路沿线修筑了兵营、炮楼、碉堡等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詹天佑纪念馆院内的地堡。抗战胜利后，这座地堡荒废多年。随着国家文博事业发展，詹天佑纪念馆工作人员于2023年向延庆区文旅局递交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经延庆区文旅局实地走访、组织专家论证、公示无异议后，2024年4月1日该地堡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八达岭隧道地堡获得法定文物身份，不仅充实了抗战文物的家谱，还让京张铁路的遗产类型更加多元。相同情况还出现在青龙桥车站，作为京张铁路的“咽喉”，青龙桥车站系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站内还遗存有日军修筑的营房。
青龙桥火车站日军营房旧址
2019年，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对青龙桥车站的日军营房进行了文物认定，并实施修缮加固。“此次文物认定，充实了青龙桥车站的历史构成，也为这一遗产点日后开放、利用奠定了基础。”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说。
幸存地道战遗址升级为博物馆
说起地道战，大多数人会想到焦庄户。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也有约上百公里的地道网，其中一处至今还保留着。2023年5月4日，大兴区人民政府认定“王场村抗战地道及建筑遗存”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处文物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兴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用地道斗争的方式，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史实。
近日，北青报记者来到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看到，在一片麦田中，坐落着“北京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馆内真实的地道遗迹，已由棚屋保护，可供游人参观。抗日战争时期，大兴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北部，因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常遇敌人“清剿”。1943年至1944年，当地村民将白薯窖改造成能容纳一两个人的地洞。后来，各家各户将地洞连接起来，平南地区的地道由被动防御状态转变为能藏、能走、能打的地道网络。如今，遗址所在的院内还复原了一段20多米长的地道，观众可亲身体验地道结构。
据大兴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杨景波介绍，王场村通过宣传红色文化和抗战历史助力乡村振兴，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自去年建成后，平均每日参观人数100人左右，已经成为一处独特的红色地标。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近一年的闭馆整备，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于今年5月重新开放，展览面积达1500平方米，展品数量增至187件，均较以往翻倍。除了传统图文展示，馆内还增设多个互动装置，观众只需点击名为“游击战术制胜法宝”的触摸展示屏，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敌后游击战术便会逐一呈现。
群众为抗战文物拾遗补阙
文物普查并非政府部门的“专利”。文化部于2009年颁布施行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为民众参与文物普查开辟了路径。《办法》规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在这一制度设计下，一批文保志愿者积极参与文物保护事业，并为官方的文物普查工作“拾遗补阙”。
在房山区凤凰山上有一处刻石，上刻“七八一佐藤山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其中“七八一佐藤山”疑为部队番号和军队首领姓氏，“昭和”即日本裕仁天皇的年号，“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即为1937年8月29日占领。今年3月，房山区河北镇人民政府在刻石旁设置游览提示牌，明确这处“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为房山区普查登记文物，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铁证。
位置偏僻隐蔽的“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是如何获得法定文物身份的？这与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密不可分。2017年11月20日，文史学者马志璞就“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向房山区文委递交《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2018年10月24日，房山区文物保护所组织专家实地调查；2020年1月13日，房山区集中公布了14项普查登记文物，其中包括“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这是北京地区现存已知唯一的日军记功摩崖刻石。
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地堡
群众参与文物普查，还出现在京张铁路康庄车站。时间回到2018年，铁路文化学者王嵬就康庄车站建筑群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整理成《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递交至延庆区文物部门。随后，延庆区文物部门组织专家对康庄车站建筑群进行调研；2019年，康庄火车站建筑群（康庄铁路党支部旧址）被公布为普查登记文物。2023年，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完成了“康庄车站建筑群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第一期，更好地呈现出建筑文物的特色与价值，为今后的文物展示、利用奠定了基础。而康庄车站，还见证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南口战役研究者杨国庆告诉北青报记者，1937年日军侵占平津后调兵攻打南口，欲入侵山西、绥远等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等抢防南口，在上百华里的地域布防6万多官兵。“1937年8月8日南口战役打响后，部分中国军队在康庄车站下火车，再急行军奔赴陈家堡、石峡、黄楼院等地阻击日军，康庄车站成为运兵、运物的枢纽。”杨国庆认为，作为京张铁路的重要车站、南口战役的历史地标之一——康庄车站获得文物身份，会为抗战遗存赋予更多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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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物认定可随时开展动态增补
对话人：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北京抗战时期文物的保护现状？
刘卫东：1949年以后，我国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通过历次文物普查，北京市域内绝大多数抗战遗迹已被官方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受到文物保护法保护。2024年7月18日，北京市文物局还发布了“关于开展不可移动抗战文物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历次文物普查认定的抗战时期文物也为去年开展的专项调查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如有新发现，可随时开展文物认定、动态增补。
北青报：您参与的抗战时期文物的认定有哪些？
刘卫东：文物认定是指文物行政部门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资源确认为文物的行政行为。2018年，我以专家身份参与房山区“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的文物认定工作。这原本是日军炫耀武力征服的产物，随着日军战败、时代变迁，它逐渐演变为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实物资料。这件刻石能够成为法定意义上的文物，要感谢民间学者马志璞，他不辞辛苦调查这处山野刻石后，向官方递交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之后在房山区文物部门的组织下，我们一起上山踏勘，最终将此刻石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北青报：对于抗战时期的罪证类遗迹，您如何看待？
刘卫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被认定为文物之前，在北京地区的历次文物普查中，已有侵华日军修筑的碉堡、飞机堡、兵营等建筑遗存陆续被认定为文物。从我们的视角出发，这类文物建筑也被称为罪证类遗迹。作为文物工作者，保护日军遗迹绝非颂扬侵略，而是因为这段历史不容忽视。这些遗迹既是日军的遗存，也是真实的历史地标，为我们研究抗战历史、社会变迁等提供了参考依据。2024年，延庆区文物普查队在京张铁路三堡车站周边，还发现长约300米的紧急避险钢轨，系1939年侵华日军修建，媒体对此新发现还进行了报道，这类文物不仅与抗战相关，而且让京张铁路的遗存更加丰富。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公众对于发现抗战文物的贡献？
刘卫东：文物普查由政府主导，但离不开群众的参与。我们常见的文保志愿者，主要在博物馆中提供讲解服务，但还有些人默默奔走于山野之中，探寻鲜为人知的历史遗迹。近十年来，在政府部门积极引导下，全社会的文保意识普遍增强，很多文保志愿者经过不懈地发掘，让更多与抗战相关的文物浮出水面。他们凭借善于发现的眼睛和持之以恒的探寻精神，成为文物普查中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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